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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四十七章:殷汝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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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百四十七章:殷汝耕的机会(求订阅、求月票)

    冀东之战对于小鬼子而言实在是有点突然,实现他们竟然一点都没有察觉,等他们察觉到问题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

    更重要的是,要不是国民政府那里因为武汉战场的失利不得不大力宣传唐山战役,因此才暴露了周卫国所部的番号,不然的话他们连对手是谁都不知道。

    尽管杉山元大将在搞清楚状况之后,迅速的调动兵力,准备一举将周卫国所部的主力歼灭在唐山附近,但是现在他们却不得不面对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冀东乱了。

    此时的冀东是真的乱了,从遵化到秦皇岛外围的抚宁再到最南面的滦南都在打仗,八路军不断地对日伪军驻守的县区发起声势浩大的进攻,一座座县城被攻破,一支支守军不是被击溃就是被全歼,冀东局势突然变得失控了。

    而冀东局势失控最着急的莫过于杉山元和筱冢义男了,冀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冀东都被八路军占领了,那么他们两个可就不是丢官免灾就能行的。

    杉山元和筱冢义男都知道,如果冀东不保,那么他们两个不只是手中的权利将会被剥夺的一干二净,就连项上人头也很难保得住。

    然而除了周卫国等人外,在日伪军一方也不都是气急败坏的声音,还是有人对于眼下的局势非常的兴奋,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大汉奸殷汝耕。

    没错,殷汝耕对于周卫国所部在冀东干的事情那是非常的高兴,甚至于可以说是异常的兴奋,当然了,这和殷汝耕现在的处境有关。

    殷汝耕,浙江平阳人,早年留学日本,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加入中国同盟会,二次革命失败后,李根源等在日本为党人设志成学校,由殷汝骊主持,殷汝耕任翻译。

    虽为兄弟,但殷汝骊却极其的厌恶汝耕,曾公开表示:“此弟品质极坏,只要有利可图,他就能卖友,甚至会出卖民族。”因之关系疏远,并禁止眷属往来,可见殷汝耕人品败坏到了何种地步,连亲哥哥都不待见他。

    殷汝耕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回国,并通过日籍妻子与日本军政界取得了联系。回国后,在各军阀之间进行投机活动,民国16年“宁汉合流”中,国民党内派系斗争激烈,蒋辞去国民革命军司令职务,东渡日本,汝耕以中华留日学生会会长身份致词欢迎,深受蒋的青睐,被任命为国民政府驻日外交特派员。

    此后,殷汝耕以国民党政府驻日代表的名义,代替蒋与日本勾结、密谈。随被日本当局早认定此人可刍以重利,一向深加笼络。九一八事变后,代表蒋同日本签订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1933年春,日军大举进攻长城沿线的主要隘口,国民党驻守长城沿线的军队进行了英勇抵抗。但是,同年5月,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竟派殷汝耕等代表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了卖国的《塘沽协定》。

    从此,整个华北门户洞开,日本侵略者可以随时进占冀察和平津。而作为亲日派的殷汝耕却大受重用,被委任为河北冀东非军事区的蓟密区行政公署督察专员。

    签订后,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进一步实施大规模的扩张,先后制造了张北事件和河北事件,攫取了河北和平津两市的大部分主权。接着,积极策动华北五省实行“自治”,对中国主权进行粗暴的践踏。

    随后,殷汝耕在专员公署“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大会,自任“委员长”,后改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殷汝耕任政务长、“主席”。公开打出其叛国自治的旗号,成为伪满洲国之后的第二个在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汉奸傀儡政权。

    伪“自治委员会”宣布非军事区所属18县以及昌平、宝坻、香河和察哈尔省的延庆、赤城、龙门,均属“委员会”管辖,这样使冀东22个县沦为日本控制区。

    说实话,这个时候的殷汝耕是风光无限的,日本人拉拢他,国民政府笼络他,有地盘有兵力,完全一副土皇帝的样子。但是这样的好日子仅仅过了不到两年就结束了,原因是因为一个人和一件事情。

    张庆余,字贺轩,河北沧县申家庄人,1916年毕业于北平陆军模范团步兵科。厉任直隶军连、营、团、旅长等职,1933年任冀东特种警察队第一总队队长。1935年11月改任伪冀东保安队第一总队队长,算得上是殷汝耕的得力助手之一,而殷汝耕之后的处境急转直下就和此人有关。

    面对外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有人直面现实,奋起抗争,冲锋陷阵,以身许国;有人贪生怕死,变节投敌,沦为罪人。张庆余和他的冀东保安队第一总队属于后一种,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他们是公认的汉奸伪军,是日本人的爪牙走狗。

    1937年8月前,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是以通州为政府所在地,之后由通州移驻唐山,统治面积约8200平方公里,统辖约六百万人口,财政收入占当时河北省的22%。

    伪政权成立后,当时的河北省保安队第一总队,被迫改编为伪冀东保安队第一总队,总队长便是张庆余。该部先是驻守蓟县,后移驻通县。张庆余一心爱国,不甘附逆,曾多次与河北省主席冯治安、中国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联系,决心抗日。

    但是由于时机未到,所以张庆余得到的答复是,隐蔽待命,等待时机,伺机起义。隐蔽待命期间,张庆余积极联络其他部队的军事长官,结成共同阵线,等待时机在日伪的心脏搞个“内部开花”。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华北中国军队和侵华日军发生全面交火。日军大举进犯南苑的战斗打响后,张庆余知“战机已迫,不容坐观”。7月27日,日军向驻通州附近的二十九军发动突然袭击。埋伏在通州旧城南门外的伪军保安队没有执行日军的部署,按兵不动。

    残忍的日军轰炸了保安队的驻地,激怒了本不甘心事敌,早有起义准备的保安队,张庆余于7月28日午夜联络第二总队队长张砚田、保安队教导总队队长沈维干一起率部起义。

    起义部队封闭通县城门,断绝市内交通,占领电信局及无线电台,并派兵包围冀东伪政府长官署。冀东保安队捣毁了日军机关,逮捕了殷汝耕等人。驻通县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中佐的公馆距伪署仅一巷之隔,他率领特务数十人抗拒,被起义部队乱枪击毙。

    日军驻通县的部队约有300人,由于日军的火力猛烈,工事坚固,激战达六小时以上,起义部队牺牲约200人。激战至29日上午9时,日军除一部分逃亡外,大部分被歼灭。

    此战起义军和日寇激战进行6小时,直打得东方的太阳火样红,共歼灭日军官兵500余人。第一总队日本顾问渡边少佐、教育厅顾问竹腾茂、宪兵队长何田、通县顾问申茂及冀东银行行长等人被击毙。同时,捣毁日伪组织各机关,烧毁了日军守备队火药库。

    接着,驻顺义保安队苏连章团根据张庆余指令,举行起义,歼灭日军200余人,于29日上午10时开进通县,与通州起义队伍汇合。然而就在部队撤退的时候,当起义部队行至北平安定门与德胜门之间时,突然遭到日军截击,押解汉好殷汝耕的士兵被日军冲散,殷汝耕乘机脱逃,被日军劫走。

    随后,有装甲车20余辆掩护日军截击起义部队,保安队教导总队长沈维干、区队长张会明困带队突围相继阵亡。危难中张庆余下令化整为零,分头突围,经门头沟奔保定集合。

    此次事件中通州保安队杀死了500多个日本侨民、顾问、官兵和日韩浪人。这次攻击沉重打击了日军,宣告“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彻底垮台。

    事后,因通州保安队起义,殷汝耕被迫“引咎辞职”。

    “通州事件”中殷汝耕虽保住了性命,但日子并不好过。不少日本人怀疑他和起义军串通,有人主张立即杀掉殷汝耕。为此,殷汝耕遂被日本宪兵队关押3个多月。但日本军政头目对于奴颜媚骨的殷汝耕,还是持保护态度,终于宣布“无罪释放”。

    命虽然保住了,但是由于失去了利用价值,所以殷汝耕就此被打入冷宫,到北平的伪政府里面担任了一个限制,虽说有点地位,但是和以前的土皇帝没有任何可比性。

    要说殷汝耕心里没有一点恨那是不可能的,只不过之前一直没有表现出来而已,因为他是一个聪明人,知道自己就算是表达不满又能如何,日本人会在乎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他已经不是以前的殷汝耕了,一没有兵权,二没有地盘,唯一可依仗的便是对冀东地区的影响力,但也没有啥卵用。

    但是由于周卫国所部突然在冀东搞事儿,冀东大乱,这让殷汝耕看到了被起复的机会!